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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闽之源·古建州 作者:建瓯市方志委 点击:

闽源文化研究:闽源琴学文化浅谈

武夷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 林建辉
 
古琴在2003年11月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录,是继昆曲之后第三批申遗成功的同类项目,得到了世界性的广泛重视和保护。

一、琴文化概论

      “琴棋书画”并称为古代文人四艺,而居于首位的“琴”即指的是“古琴”。琴虽然不是历史上最早的乐器,但它却是华夏民族最为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。古琴的历史自有文字可考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在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等经典文献中,多处可见有关于古琴的记载。


 
      古琴的音色清微淡远,中正平和,可正心克己,养性怡情,是历代文人雅士必修之器,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的象征物之一,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自古以来,古琴被视为君子修身理性之器,帝王治世教化之器,高士沟通天地之器。儒家的中正平和,佛家的清寂空灵,道家的清微淡远都能在古琴艺术世界里得到充分的体现。
 
      尤其强调的是,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,它身上承载着华夏民族几千年以来的“士”文化精神。古琴代表着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品格,思想智慧与人生态度,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,被称为“中国音乐的活化石”。

二、琴与上古先贤

      《尚书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散文集,在《礼记•乐记》篇中就记载“舜弹五弦之琴,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”。把古琴和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,可见古琴的地位之高。

      古琴在中华民族有文明记忆的时候就已产生,那么也就是说有文字记载可考的历史有三千多年,有文献记载的传说至今有五千多年。


      据文献史料记载,中华文明的始祖都或多或少地与古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伏羲、神农,黄帝、尧、舜、禹等都曾有过制造,演奏和作曲的记载。正如《太古遗音》中就记载了“伏羲见凤集于桐,乃象其形”之说。蔡邕在《琴操》中说“昔伏羲氏做琴,所以修身理性,返天真也。”可见伏羲亲手制琴是有文字依据的。其实,神农做琴也有史为证,桓谭在《新论•琴道篇》中明确提出了“神农削桐为琴,绳丝为弦,以通神明之道,合天地之和焉”。黄帝也有制做古琴的记录,《新刊太音大全集》在历代琴式中有一则梁元帝《篡要》曰:“古琴有清角者,黄帝之琴也”的记载。因此,流传至今,在古琴经见的五十多种样式中,依然保留着“伏羲式,神农式和黄帝式”三个古老的样式。
 
      古人认为:“伏羲做琴,伏羲做瑟;神农做琴,神农做瑟,女娃做笙簧”《世本》。这充分反映了历代先皇就重视古琴,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时期音乐历史的悠久。所以,古琴从上古时期的产生到形成一定的形制,就是伴随着我国古代文明的长河一起诞生的。

三、琴与闽源建州

      古建州(今建瓯),古闽国国都,为闽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心区,素有“闽邦邹鲁”之称。从历代出土的文物和现存的千年古建遗存,都有力地证明了它的历史可靠性。


 
      从小桥的阳泽村出土的青铜大铙和西周的青铜甬钟,也说明了在这一片沃野的土地上,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音乐文明。铙,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,列为“八音”之首。古代王族举行所有的重大祭祀活动和宴乐场合都少不了“八音”的乐器。八音即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,丝类乐器中则首推为“琴”。在建瓯历史上还出土过一张无共鸣箱体,无徽位标志,形制尚不规整的七弦琴,从琴铭的大篆文字和墓葬的年代推断,应为汉前早期的琴制。因为琴从上古滥殇到形成规制,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在始皇帝统一中国后,从此结束了分封诸侯制的国家,进入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时代,在统一文字、律法、官道、计量、货币、吏治等规范的国度里,同时也形成了琴这一重要乐器的规制过渡。
 
      进入汉代,也就是东汉建安初年,建瓯划分侯官北乡土地,设置为建安县,以汉代的年号命名。在先秦时期,琴的形制不一,弦有五弦至九弦、十弦不等。也就是在东汉初年这同一时期,古琴的形制确定为七弦、十三徽的规制,被皇帝严格地规定下来。因此,在建瓯历史上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——建县,琴形制定型。


 
      唐代,建瓯在历史沿革的行政疆域划分设置为建州,成为了福建闽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。在这一时期,建瓯唐代历史上出现了在琴乐方面的代表性人物——王感化。史料载:“王感化,唐五代时期建安(今建瓯)人,自幼聪慧,精通音律,善于歌词器乐。”据说他弹奏吟唱的音韵悦耳动听,能“声振林木”。后入金陵乐教坊,并得元宗皇帝赏识。元宗皇帝曾以“浣溪沙”为曲牌,作词二阙,亲手抄写赐予他。这在建瓯历史上是唯一有记载的宫廷乐师级的人物。
 
      到了宋代,由于宋代帝王十分好琴,徽宗皇帝曾在京都设立“万琴堂”广罗天下名琴,所以在朝廷和上层文人士族的影响下,朝野上下无不以抚琴为荣,古琴在当时的文人、士大夫中极为盛行。

      宋室朝廷把建州(今建瓯)在行政架构上擢升为“建宁府”,在八闽大地上堪称“八闽首府”。因此在这闽域第一都城自然是人文荟萃。此时,琴和琴文化由于历来倍受文人的推崇,也同样进入一个鼎盛繁荣的时期。《建宁府志》上记载,在宋代,仅芝城便有“雅歌堂”、“弦歌坊”、“和乐坊”等专供音乐演唱的场所。这个“雅歌堂”的“雅”指的就是“雅乐”,指的就是“古琴”。因为自古以来,琴为“大雅之器”;“雅歌”通常指的就是“琴歌”,用古琴弹奏,配以诗词歌赋加以朗诵吟唱。“弦歌”主要使用的乐器形式在所有典籍中记载均指“古琴”。弦歌在儒家思想的乐教方面,明确表现为“以弦歌教化,夜不闭户的民风,以礼乐弘扬路不拾遗”的道理。“和乐坊”的“和”则体现了儒家文化“中正平和”的理念。
 
      说到宋代建宁府的古琴文化,还应提及一位伟大的先贤哲——大理学家朱熹。朱熹七岁时随父迁居建宁府(今建瓯)到十五岁,在建瓯度过了一段最美的少年时光,十八岁时登科进士。琴棋书画在古代对一个文人来说,“琴”是摆在第一位的修身之器。史料载,朱熹不但精通经学,史学,文学,还热衷于操琴度曲,精于音律。至今尚有一把陪伴了朱熹一生的“仲尼式”古琴,琴体上铭“朱晦翁”藏琴刻款,这张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,并流传于世。至今在闽北一带的雅室、书馆还经常可见朱熹自书写自勉的“坚持雅操”四个大字的真迹拓片,字体苍劲有力,如刀劈斧凿,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建瓯作为朱子文化的过化之地。几百年来,朱熹理学思想给闽北留下丰富的文化积淀的同时,也留下了 琴学文化的阳光。


 
      进入了明代,建瓯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古琴家,建宁府的瓯宁人“张大命”。注有琴经。在中国古琴文化史上,遗存下来的古琴谱有多部,琴曲达三千多首,。在《太古正音》琴谱大全中就有张大命编辑的《阳春堂琴谱》四卷、《琴经》十四卷,并流传于世。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还为其作序提跋,并认为张大命开启了闽派古琴演奏的先河。因此,也为闽北古琴文化后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并影响深远。
 
      前面讲到明代建瓯人张大命开启了闽派古琴的先河。到了清代,在康乾盛世,朝野上下爱琴成风。在文人士族阶层,爱琴,能琴之风十分盛行,使古琴艺术进入了空前的鼎盛时期,琴学也成为一门学科受到朝野的欢迎与重视。古琴流派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,各地琴派应运而生。
 
      在清代后期,建宁府的浦城县出现了以祝桐君为代表的闽派古琴。祝氏由于其授业琴学之广,以及所创的新法琴学理论专著,独树一帜,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闽派古琴文化体系,一直被后世所推崇,被载入史册,并列居于中国古琴“四大流派”之一。
 
      当时,祝桐君最得意的弟子中有位许海樵(建瓯人)。有文献记载:“在祝桐君的众多弟子中,以许海樵‘尤负盛名’,也是祝氏最得意的弟子,许海樵(字庚年),清同治光绪年间,建宁府人,芝城贡生”,《民国县志》记载“许海樵,建州人,工诗画,能打谱”。相关文献也记载了当时“许庚年常常在家中设艺苑,邀集同好,吟诗作画,合奏古乐”。这在当时文人生活中是很雅的事宜活动,这种活动在对弹琴、吟诗、作画的文人来说,世称“雅集”。
 
      所以说,闽派的古琴文化不是无根之树,它发端于汉唐,成熟于两宋,鼎盛于明清,这不是空穴来风,是有历史和文化作证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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